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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层出不穷的文学思潮和文学创作现象都可以在这一命名下获得合理化解释：个人化、新状态、晚生代、私人写作、身体写作……它们一起形成了“多元共生”的格局，使文学彻底走出了70年代末至80年代前半期的“二元对立”模式。这也是洪治纲所肯定的代际在多元化格局中的价值：“正是这四个代际之间的审美差别，共同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丰富性和多元性……每一个代际的写作，都体现了当代文化中特定的‘一元’。”16这样一个在复杂性中寻索生成的结论，给洪治纲带来了强烈的阐释动力。首先，他认为代际差别是有“积极作用”的，每一代人都以自己的“一元”共同构成了“多元”，他们互相补充、共同生长。从50后到80后，个人性和主体性越来越强化，也意味着新一代作家比上一代作家拥有了更多的独立和自由。对“主体性”的重视使洪治纲格外看重每一代际的文化与精神持守，他曾在对20世纪90年代文学进行反思的时候指出，90年代既是一个主体性高扬的年代，也是一个主体性弥散的年代，“高扬”来自经济发展后世俗欲念的彰显，同时也造成了价值的无序与崩溃，这种“被劫持”的主体性状态着实令人感伤17。因此，当他从代际差别进入对每代作家艺术理念的考察时，不无欣喜地发现了“主体意识的抗争与彰显”：“不同代际的作家都能自觉地恪守自己的艺术主张，并对各种既定的历史观念、价值谱系及至审美观念，进行卓有成效的质疑和解构。”18 与许多在代际上有所偏重的批评家不同的是，洪治纲对每个代际都予以了不同角度的美学肯定。当他意识到“主体性”在更为年轻一代的作家那里大面积地激活时，他也注意到了这一现象背后的文化和社会成因，那就是“亚文化”。“亚文化”与青年写作具有一种天然的、内在的联系，后者的叛逆性、反伦理性或者“不完全成熟”都使其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成为前者的代言人，如郭艳所说，“青春写作的外延可以随着无限丰富的大众文化和青年亚文化向着无边界的未来扩展。”19洪治纲注重“代际差别”对于“亚文化”的良性影响，他以玛格丽特?米德关于“后喻文化”20的理论为依据，以朦胧诗和“第三代诗人”对前辈的不断“PASS”、20世纪80年代中期残雪、马原、莫言等人的叙事革命以及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等为例，说明一代代的尝试、革新和超越都激发了“青年亚文化”的“内在活力”，使得文学领域的开拓、创新和发展成为可能。这种富含逻辑性和递进性的阐释与结论不是简单的“文学进化论”，而是蕴含着扎实的学术思想。某种程度上，也为我们当下的文学研究带来了崭新的思路与气象。